暨南学堂创办之经过

暨大小编

清朝末年，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之下，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其侨务政策，并开始关心华侨教育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清政府派端方、戴鸿慈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。端方从欧洲归国，途径南洋，受到当地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列队欢迎。他不仅深切感受到海外华侨爱国情深，而且认识到举办华侨教育之不可缓。光绪三十二年九月，端方调任两江总督，这使他与开创国内华侨教育和创办暨南学堂产生了机缘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，清政府学部（教育部）派查学委员钱恂，学部专门司行走、举人董鸿祎等赴南洋考察华侨教育。他们在爪哇岛了解到，约有30名华侨学生，“志切归国读书，选地南京”。于是便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给学部和端方发了电报。因端方当时已担任两江总督，南京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之内。端方同时收到学部电咨：“该岛侨民志笃内响，自宜因势拊循。”端方认为“爪岛侨民流寓远方，不忘归国，派生内渡，就学金陵，洵属爱国情殷，极堪嘉许”。并提出“嗣后南洋各岛及檀香山、旧金山等地侨民，如有愿送子弟来宁就学者，并当一律收取，以宏教泽而系侨情”。端方对侨生回国读书的事，给予大力支持。他除电复学部外，并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四（1907年1月17日）上奏朝廷。光绪皇帝于十二月二十七日（1907年2月9日）硃批：学部知道，钦此。

端方委派江宁提学使陈伯陶负责此事。当时在两江总督学务处任职的郑洪年也参加了侨生接待工作。1907年2月底，第一批华侨学生21人在董鸿祎护送下抵达南京。不久，又有第二批侨生10名抵达。这些学生临时安置在南京三牌楼实业学堂寄宿。按原来的想法，是“该生等来宁即查询志愿，分送各学堂肆业”，并未想要办一所专门招收华侨学生的学校。但是在这些华侨学生到达南京之后，却使原来的计划作了改变。郑洪年在1929年11月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召开的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上作《国立暨南大学之报告》中，介绍了当时的情况：“端（指端方）欲先试验各人程度，再分送各校。而他们（指侨生）回国的时候，适降大雪，与南洋热带的气候迥殊，因此病了好几人。大的二十二岁，小的只有十一岁。我就对端说，分开来恐怕不行，一定要走散回去的。于是就在本京三牌楼实业学堂楼上，请教员来替他们补习”，“我与陈伯陶商量，索性在一起，多请几位教员来教。陈并题了一个名，取《书经》：‘朔南暨，声教讫于四海’之意，名之曰‘暨南’学堂，在妙相庵旧址”。暨南学堂于1907年3月23日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旧址开学。由郑洪年任堂长。

端方采纳了郑洪年、陈伯陶的建议，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（1907年5月）才上奏（筹设暨南学堂片），称：“查该学生等流寓远方，不忘中土，情殷内渡，志极可嘉。惟该生等初回内地，语言骤难合一，应选派教习补习国文国语及各科学一年，再行考验程度，查询志愿，分送各学堂肆业。且闻内响芳殷，来者日众，非为特辟一校，不足以敷教育而系侨情，当饬署江宁提学使陈伯陶，差调直隶候补道王崇烈照料一切，并筹拨经费，择度校舍，延订教习，分科教授，派员管理，统合画一，名曰暨南学堂。”光绪皇帝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月（1907年6月22日）硃批：“该部知道”。从上述情况可看出：“暨南学堂已经开学之后，端方才奏请光绪皇帝批准的，这实际上是补办审批手续。由于光绪前已批准接受侨生，而创办暨南学堂，只是从实际出发，变通做法，以便把华侨教育工作做得更好。

暨南学堂设立之后，新加坡、马来亚等地又有不少华侨学生前来求学。根据办学的实际情况和需要，端方又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上奏《暨南学堂办理情形
》，提出：“现拟将该学堂改为中学，附设高等小学，分为中学一班，高等小学两班。“

暨南学堂办学规模确定为学生500名，至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已有在校学生167名，1911年发展为学生240名。

1911年10月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清王朝被推翻。暨南学堂因无人主事而停办。据郑洪年在《国立暨南大学之报告》中称：“辛亥一役，全校（指暨南学堂）教职员工学生，分赴武昌、上海参加工作，一部分随黄兴先生，一部分随陈英士先生，有死有伤。”暨南学堂停办后，海外华侨和国内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恢复暨南学堂，但窃国大盗袁世凯却百般阻挠。郑洪年在上述报告中讲到有关情况：“当董鸿祎在北京教育部任职，我屡次催他，想法恢复。后董任教次，我再催他。他暗地里对我说，袁项城（即袁世凯）认为暨南都是些革命党，极为忌视，有些不便。迨袁死，江苏省教育会谋恢复，校址仍在南京薛家巷”。1916年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，一命呜乎。搬掉了恢复暨南学堂的绊脚石。1917年11月1日，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恢复暨南学堂，委派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主持复办工作。经过几个月筹备，暨南学堂于1918年在原校址开学上课，改名国立暨南学校，由赵正平任校长。